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日子里

亡灵and序曲

	转自：文章阅读网 作者：刘郎闻莺 　　在一九七四年春天的日子里 　　刘郎闻莺 1974年5月6日（立夏节） 　　一九七四年春天的生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。 　　春去夏来，三个月春天的生活眨眼就过去了。三个月，在人生历史长河中只不过短暂一瞬间。这个季节的生活也无非是万花丛中的一束。可是，它的每一天，发生的每一件事，都在我人生经历上打下深深的烙印，并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 　　还是先从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说起吧。 　　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必定给家庭成员带来一定的影响。 　　一九七三年，我国农业喜获丰收，是连续十二年获得丰收的第十二个年份。我家所在福兴生产小队也一样获得丰收，因此，家庭经济情况和生活状况都有所改善。一九七三年，我家从生产小队分得稻谷接近四千斤，分得薯块也是接近四千斤，还分得一百多斤春收杂粮。按照全家七口人计算，人平有将近六百斤主粮，六百斤杂粮，说实在话，这个水平是不低的。可是，由于历年遗留下来的欠粮必须部分的清还，以及由于父亲患病添了许多来吃饭的客人，又添了做工的工匠要吃饭，再加上我们兄弟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时期，这点粮食要保证一年的食用，要度过今年的荒月，将是十分困难的。我们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是勒紧裤腰带节省一点，借点钱买一点黑市粮来度日，以解决荒月的问题。 　　用钱也是很紧张的，父亲治病吃药要用钱，供给父亲的食品必须要提高质量，这里也需要用钱，招待每天来探视父亲病情的客人，准备父亲的丧葬材料，都需要用钱，然而，钱却是十分有限的。一九七三年福兴生产小队年终决算，我们家进钱一百多元，今年开春时节，家养的一窝仔猪散卖了五十多元现金，送一头肥猪给国家，卖得八十多元现金。此外，大队和生产小队借给我家一百多元现金，再加上家庭成员在一九七三年腊月获取的其他一百多元现金收入，合起来差不多五百多元收入。这是一笔可观的数字，可是就在这个春天，就是这短短的三个月，我们便将这些钱用得干干净净。可以说，家里再也找不到一个铜板了。还在三月间，家里就露出窘相。那时，每天要花几角钱给父亲买肉吃，还有其他的日常开支。我们兄弟没有孙悟空七十二变的魔方，就只能是东挪西借，变卖祖产，甚至把破东烂西的杂货也捎上，让它们去换几分钱来帮补家用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依然贫穷，依然不能够解决入不敷出这个难题。 　　粮食短缺，经济紧张，燃料也成为一个大问题。 　　有时，米下锅了，竟然找不到一把柴来解决煮熟的问题。在这种条件下，我一面到生产小队参加劳动，一面和兄弟们操家务心，做家务事。每天天刚亮，我就起床做事，做到天漆黑、满天星斗才罢手回家。做了公事做私事，太阳下山，生产小队收工了，我便去弄点柴草来烧饭，往往是头天准备次日的燃料，如果下雨，一家人就只能是张嘴望天了。 　　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过多的劳心劳神，弄得我精疲力竭。可是，我还要读书学习。我读书的时间自然只能是放在晚上进行，也只有在晚上，我才能静下心来读一点书。 　　伴着一盏如豆的油灯读书，我又觉得很充实，很有意义。每到晚上，除偶尔参加生产小队的会议和接待朋友外，其余时间我都用在读书上。一般一个晚上读三四个钟头的书。一家人数母亲睡得迟，母亲睡后，我差不多还要读一个小时书。 　　我的身体是比较好的，白天劳动，晚上读书，一天的睡眠休息就那么五六个钟头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一般人是吃不消的。其实，我自己也是感觉到吃不消，只是比别人的韧性好一点罢了。读书的时候，读着读着就熬不住了，然后趴在桌子上睡觉，写字时也是这样子，经常是迷迷糊糊的，写着写着就睡着了。即使没睡着，也经常走神跳间，搞错格子。当我醒后再读书时，就先在斗室踱步，或者抽几支叶子烟，或者以冷水浇头，以此赶跑睡神，战胜困难。 　　今年的读书较往年读书有所改变，往年读书，主要读文学作品，兼读一点马列毛著，还读一点报刊杂志，主要有《湖南日报》和《红旗》。一九七三年，我觉得这样漫无目标读书不好，就改变了读书方向，以读政治理论书籍为主，如马列毛著，党报党刊，兼读文学作品和语法书籍。往年读书，总想多读一点文学作品，将来学写小说。现在，我不这样想了，也觉得没有多大的可能性。我现在的想法是下一番苦功，读马列毛著，研究政治经济学、哲学和军事学。很有可能，我弄不出一点名堂。但是，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，我是有一番决心的。 　　具体来说，今年春天我读了如下一些书籍：每天的《湖南日报》，每周的《湖南科技报》，每期的《红旗》杂志；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二卷；列宁的《怎么办》、《论马克思恩格斯》；斯大林的《论列宁》；周恩来的《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》。还有《列宁是怎样写作学习的》、《鲁迅杂文书信选》、《彷徨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把一切献给党》、《红旗插在大门岛》、《湘西歼匪记》、《风雨的黎明》、《沸腾的群山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边疆晓歌》、《虎子敲钟》、《高玉宝》、《数学家算账》、《郭亮外传》等等。 　　我一边读书，一边做笔记，有理论方面的，有文化方面的。 　　另外，我还和苏小荷谈了一次爱。 　　一九七二年春节，我在大队文艺宣传队认识了苏小荷。那时，她才十三岁半。从第一次见面起，我就开始喜欢她。其实，我那时也是一个嘴上无毛的少年，才刚满十七岁。 　　一九七二年腊月，大队再办宣传队时，我和苏小荷又在一起呆了二十多天，每天都要呆到晚上十二点多才散去，晚上主要活动是排练和演出。这时，我发现自己已经爱上这个姑娘了。 　　一九七三年，苏小荷没有读书了，我们也偶尔见过面。特别是当大队召开群众大会时，我和她虽然不坐在一起，却总是拿眼睛互相看着，目光一对上，浑身便有触电般的感觉。 　　一九七三年腊月，我和苏小荷第三次在大队宣传队相聚，我感到我和她都长大了，虽然，我不过是十九周岁，她十五岁半的样子。我们总希望天天快一点见面，见面后就不想分开。宣传队有二十多号人，有许多许多的事情，别人无意把我们弄开了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自然又走到一起了。每逢排练或者演出节目，苏小荷总是找我去报台词，或者帮她拿衣服。有时候，她也撒一点儿娇，在后台化妆，换下的衣服拿在手里，总是用清脆甜美的声音喊：谁帮我拿衣服哟！旁边又没有别人，她一边喊就一边把衣服甩到我的怀里。我总是乐意为她做一点什么，每逢拿着她的带有她体温的衣服，我心里总有一种亲切感、幸福感。 　　我和苏小荷在一起，其实什么都没说过，只是互相间有过好感。苏小荷经常到我家里来玩，有时来吃饭，有时来吃夜宵，有时也住下来。在大队宣传队时候，似乎有几对对子，我自己感觉到我和苏小荷也可以算一对。而且我的心里总认为她就是我的。苏小荷长得非常漂亮，许多男青年都喜欢她，都对她很友好。 　　今年正月一过，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演出任务就完成了。我和苏小荷自然也就分散了，她回到苏家庄她所在的生产小队，我也回到福兴生产小队。一分散，我就发现眼前总有苏小荷的影子在晃动，她如同魔一样的在我的脑子里跳跃着，弄得我神魂颠倒，有时连书也读不下去了，我觉得我是深深地爱上她了。思想上一旦缠上这位姑娘，小伙子便无法解脱。我实实在在想：苏小荷爱不爱我，能不能嫁给我，我能这么直白地问她吗？当面问总是难于启齿的。于是，我便想到了写信。其实有一点我是明确知道的，苏小荷是不会嫁给我的，我们相差毕竟太远了。但是，我想弄清楚，她到底爱不爱我。 　　探寻的机会终于来了。 　　苏小荷知道我爱读书，有一次她见到我便说要找我借书看。我的小弟和她的大妹同在立新小学的一个班上读书，我们便通过他们的手给我们传递书和信。 　　第一封信是我先写的，我称她为“苏小荷”。没过两天，苏小荷就回信了，她称我为“白川”。这一来一去的两封信都没有遮拦，是公开的，也就夹在所借的书里。那时我就想，如果苏小荷给我回信，便说明她愿意和我通信。从第二封信起，我就将信装在信套里封了起来，苏小荷的第二封信也是这样做的。我在第二封信里，将她的称呼变成一个“荷”字，她也将我的称呼变成一个“川”字。这在我是投石问路，而且一问就有门路了。在第三封信中，我称她为“亲爱的荷妹”，她称我为“亲爱的川哥”，而且她坚持把这个称呼一直用到最后第九封信时为止。一声“亲爱的川哥”令我快活了一个季节。尽管我没日没夜地读书，做繁重的农业工夫，尽管我的父亲已经病入膏肓，每想到这一声娇滴滴的称呼，我就快活，我就浑身是劲，就忘记了家庭和人世间的一切苦难。我自己都感到奇怪，这个俏妹子怎么就看上了我？ 　　我们的恋爱信在一封一封地通下去。我们在通信中谈读书，谈理想人生，谈家庭苦事和烦恼，当然也谈爱情。信写得进入自然境界，无形中便长了起来，有时候，一封信要写九页稿纸才算完，这样长的信是断断续续写完的，一般得写几天，因为我要做工夫，没有多少闲时。每逢我提笔写东西的时候，病重的父亲就要走拢来问我：是写信吗？给谁写信呀？他隐约地感到我在谈恋爱，并且隐约地感到我在和谁谈恋爱。苏小荷到我家里来过多次，父亲看得出我喜欢这个姑娘，父亲当然也喜欢这个高高大大漂漂亮亮的姑娘做他的儿媳妇。所以，这时的父亲好像病痛也减轻了许多，我也可以看见父亲那病态的难得一见的笑容。 　　每当小弟带来苏小荷的信，我的心里便乐得开了花，接过信后便一个人躲着去读，去品味，去享受，这种感受伴我度过了春耕大忙，麻鞭水响的一个春季。 　　燕子花开犁的一个晚上，我去了苏小荷的家里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去她家里，是她邀请我去的。我很不安，害怕她的父亲，先是不敢去。爱情的力量却是那么强大，我竟打消一切顾虑去了。那天天黑以后，我一人摸黑动了身，走富家龙东塝那条去苏家庄的田间老路，走进苏小荷的家，只见她的父母亲在煮猪潲，她在火塘边烤火，她的弟弟妹妹在后边厢房里做作业。我和苏小荷并排坐在火塘中央那个位置上，默默地坐着，不敢开口说话。她的父亲是共产党员，是大队支部副书记，他说话很和气，他当然也知道我是谁。我在那里坐了一个晚上，主要是他的父亲和我说话，一般都是他问我答，他是有一搭无一搭地问，我是有一搭无一搭地答。起先，我感到很别扭，浑身的不自在，后来也就习惯了。苏小荷和她的母亲只是偶尔插一句嘴，我才和她们说一句话。猪潲快煮熟了，要给铁锅加米糠，她的父母一起离开了火塘。这时，苏小荷迅速地将一叠信纸递给了我，我心领神会，迅速地将信纸放进衣袋中，她的父母亲自然没发现我们的这个动作。我估计苏小荷叫我去她的家里就是领这封信的，并不是苏家父母要认女婿或者是要指斥我。于是，再坐过一会儿后，我就起身告辞。这时，外面的天是伸手不见五指，苏家父母一定要我将他们家里的马灯提过来，我只好照办。 　　苏小荷交给我的这封信非常长，对外人来说也非常秘密。不然，她会交给她的大妹带给我的。看信前，我做好了思想准备，准备她说我们不谈了。怀着这种最坏的打算的心情，一到家我就展开信读起来。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，这封信里，从字词句到内容，她都比过去更加爱我了。 　　早稻秧长出小针叶，慢慢变青长高，慢慢繁密起来，并且可以“跑风”了，这意味着快要插早稻了。在一个皎洁的月夜，苏小荷一个人来到我的家里，她说她是从团支书蓝姐那里来的。她说，她的父母亲都知道我们在谈爱，大队党支部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都不同意我们再谈下去，并且委托团支部做她的工作，叫她退出来，不要再谈了。 　　苏小荷进我家门的时候，夜已经很深了，我们新堂屋和全屋场已经开始寂静下来。我住在新堂屋西边中厢房里，房里有一桌一椅一床，桌上有一盏台灯，我坐在床沿上，把椅子让给她坐，她没有坐椅子，而是和我并排坐到床沿上。那是一部老式龙床，是我父母亲结婚用过的，全杉木红漆做的，有一条榻凳。床沿只有中间一部分是敞开的，刚好坐两个人。我们坐在床沿说话，苏小荷说了很多，大概是说了外界的态度和对她形成的压力以及她的无奈。我静静地听着，并没有惊愕。从一开始，我就预知了这样一种结果。我知道苏小荷是不会嫁给我的，当初我只是想弄明白，她爱我还是不爱我。苏小荷说她现在还小，还没有到谈爱的年龄，她还只有十六岁。我对苏小荷说，我也不大，才十九岁多一点，也不应该就想个人的事情，应该多读一点书，过六年再说吧。苏小荷也说要过六年再考虑个人的大事。 　　后来我们商量处理书信的事情，共同的意见是不退给本人，各自烧掉算了。 　　我们好说好散，平和分手。我送苏小荷走出新堂屋。这时，蓝姐和同苏小荷一起来的那位女伴就等在外面。月光如水泻地，苏小荷走了，我望着她减去渐远的背影，心里还是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惆怅。 　　这件事没过两天就被别人公开了。一天晚上，我的好朋友良君来到我的家里，向我索讨苏小荷写给我的信，他不相信苏小荷会爱上我，想亲自看一看苏小荷自己是怎么说的。我毫无保留地将一叠信拿给他看，他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看完。然后，我们找来一个火盆点着火，将信一页一页投入到火堆中去。苏小荷充满柔情蜜意的九封信在良君的监视下，化作一股青烟弥漫于我的卧室。之后，我又将苏小荷送给我的一个精装的蓝皮日记本也一页一页撕下，投入到火堆之中。我在日记本上写了很多的读书笔记，扉页上还留有苏小荷希望我多读书的赠言。塑料封皮在火堆中发出一种焦糊的气味，闻起来就叫人难受。说实在话我很舍不得烧这个日记本，苏小荷当时是当宝贝送给我的，她自己恐怕都没用过这么好的日记本，我是连见都没见过。我是怕以后看了就伤心，横下心烧掉算了。 　　几天以后，也就是四月二十八日，我的父亲去世了。他当然不知道我和苏小荷决裂了，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，心里增添了一丝微笑，他幻想着俏丽的苏小荷会成为他的儿媳妇的。 　　春天就这么过去了，说不完的一九七四年春天！ 　　我埋葬了我的父亲。 　　我埋葬了我的爱情。 　　我改变了我的读书方向。 　　我每天劳动读书达十六个小时，拖垮了我的身体。 　　我还是要说，谢谢你，一九七四年春天。